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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长张祖林谈文化:城市发展驱动力

来源:《光明日报》发布时间:2011-03-03点击数:4978

张祖林 


  云南昭通人,1977年参加工作,198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物理系。先后出任过云南电视台新闻记者、总编室副主任;云南楚雄州永仁县县长;云南省质监局局长;云南丽江市市长,现任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
滇王之印
春城昆明
铸有祭祀场面的青铜器
昆明市便民服务中心


  主持人开场语

  正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确,对于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让城市的文化命脉得到保护与传承,同时提升城市新的文化品质,将城市文化转换为生产力,这几乎是每个城市都要面对的问题。

  这次,光明讲坛请来、石家庄这一南一北两座城市的市长,请他们谈谈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促进城市发展与进步。这两座城市的做法,对于其他城市或许有借鉴的意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股“文化热”潮流兴起,“文化”变得无处不在,从酒文化、茶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到旅游文化、宗教文化、建筑文化、地域文化等等,每个领域都在标榜自己的文化。“文化”一词,像街头的大白菜一样廉价,可以成为任何物品或行为的标签——产啤酒的地方就举办啤酒文化节;种西瓜的地方就举办西瓜文化节;产荔枝的地方,就举办荔枝文化节……“泛文化”曾一度演化为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种浮躁的文化心理。

  今天,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的洗礼,人们对“文化”的认知成熟了也升华了。随着21世纪全球城市化浪潮的到来,“文化”既摆脱了低俗的境地,也脱去了高雅的外衣,成为与经济并驾齐驱的无形力量,驱动着21世纪城市的进步与发展。

  当下,任何一座城市都把提升文化品质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任何一个市长都会认真研究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以增强城市竞争力。但是,目前学界对于城市文化的本质、城市文化何以能转换为生产力、何以能成为城市经济的驱动力等问题,尚缺乏深层次的探讨和研究。在此,我想以昆明为例,与读者一同解读城市文化,与城市管理者们一同研究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以促进城市进步与发展的问题。

  【对文化的本质和社会功能的再认识】

  文化说到底就是人化,是人类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是社会成员共同的文明素质和心理结构;是民族的集体智慧、集体性格;是凝结在社会成员中的核心价值、行为定势。

  要探讨如何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我认为首先要深层次地解读文化的本质。什么是文化?要解释清楚这看似很简单的两个字不易,因为单从字义上讲,“文化”一词经历了上千年的演进。

  “文化”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歆在《说苑·指武》中首次将“文”与“化”合成一个整词,谓之“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之说。而在《文选·补之诗》中,已将文与武、内与外区分开来相对而论:“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由此可见,“文化”最早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的意思,它表达了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在本质上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

  清末民初,“文化”概念已广泛运行或实践,这一时期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并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新青年》的主力编辑陶孟和在《文化的嬗变》与《人类文化之起源》两文中,提出并阐释了“文化”的广义概念:“人类自初生以迄于今,凡所成就,或为物质,或为精神;或为知,或为行;或为道德,或为制度。凡可以表示者,可以一名词统括之,曰文化。”

  中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在他的成名之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也对文化作了定义:“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

  19世纪末,英文Culture一词首次被翻译为汉语的“文化”,是根据《美国传统词典》中对Culture字源解释:“广泛传承的行为规范,信仰,制度和所有其他人类劳动及思想产品的总和”。该解释说明文化在广义上,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是指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人类精神产品的社会意识形式。这一时期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著名的“韦伯命题”,首次把文化与社会形态的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英国人类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挑战与应战”理论。他认为文明的生长并不是无止境的,只要应战敌不过挑战,文明就可能在其生长的任何一点上衰落下来。文明衰落的实质主要在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模仿者撤销了模仿行为,是社会自决能力的丧失。

  从古今中外学者对文化的研究成果中,文化的本质逐渐地清晰起来。文化说到底就是人化,是人类特殊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是社会成员共同的文明素质和心理结构;是民族的集体智慧、集体性格;是凝结在社会成员中的核心价值、行为定势。如果说世界上不同的民族有千百种文化模式的话,那么人类社会就是在演进和实验着千百种的文化形态。

  通过对文化的本质和功能的重新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文化是一个潜在的社会力量,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超越政治、超越经济。

  【城市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内驱力】

  城市文化具有有形和无形两种特质。有形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无形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是城市公民的精神状态和意识形态,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

  既然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和社会成员的核心价值取向,那么文化之于城市又表现出什么样特质呢?

  城市文化具有有形和无形两种特质。

  1.有形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城市文化有形的实体设施,比如学校、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影剧院等等。此外,还包括城市的建筑风格、街区及广场的规划和设计、城市雕塑、公共设施、环境卫生状况等等文化产品。

  有形的城市文化设施,体现了一座城市的品位。巴黎之所以给人以强烈的文化感受,是因为它承载着人类艺术的惊人成就,欧洲艺术家的雕塑、卢浮宫、凡尔赛宫、埃菲尔铁塔、凯旋门等等艺术精品,用视觉的文化质感诉求着巴黎的城市文化品质。

  有形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面孔和标识。北京的雍容、苏州的精致、香港的浮华、昆明的内秀,都是从它们的民居、街区和蕴含城市历史的地标建筑中透出的。

  近年来,国内有的新兴城市高楼林立,却看不见一座博物馆和图书馆;满街广告牌,却看不见一座城市雕塑;歌舞升平,却把文化馆和科技馆取消了……有形文化在城市中消失或弱化,直接影响城市的文化氛围和品位。这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管理者的大忌。

  2.无形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文脉和灵魂,是城市公民的精神状态和意识形态,是城市各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总和,包含了城市的人文地理和历史、城市的文化传统、价值准则,以及公民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文明素质。无形的城市文化还涵盖了城市的政务环境、创新能力、城市精神、商业氛围和服务水平等内容。

  无形的城市文化折射着一座城市的文明进程和文化积淀,是一座城市中最具价值的资源,它们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闪烁着不同的光彩,聚合为一座城市的氛围和力量,无声地展示着城市的本色和魅力。它们既是历史留给城市的无形资产,又是当代人们创造的精神财富。

  无形的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潜在的驱动力,如何培养和调动这股力量,使之成为城市公民的精神力量,并转化为推动城市发展的现实生产力,这是我们每一位城市管理者应当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问题。

  综上所述,有形和无形的文化涵养着每一座城市,是城市生长发展的基因。不同的文化之“根”,衍生出不同的城市特质,这就是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文化模式”。

  城市文化对城市发展有什么样影响?我以昆明为例或许更有实证价值。

  滇池流域早在3万年前就有远古人类活动。由于云南处于横断山腹地一隅,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极少。对古滇国的创始,只有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有记述:“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而从考古得知,庄跷入滇“变服从其俗”,以通婚联姻等方式与当地土著民族融为一体,在滇池南岸的晋宁建都王国,构筑苴兰城,庄跷自封为王。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正式册封“滇王”,并赐“滇王之印”。

  上世纪中叶,埋藏在滇池东南岸一个叫石寨山的小山包的古滇国墓葬被考古发现,证实昆明就是古滇国的发源地。尽管古滇文化很少被列入“正史”,但它对华夏文明却作出了重要贡献。

  众人皆知,中国历史上经历过辉煌的青铜时代,但很少有人知道,古滇国就是最早的青铜王国,从以下几件出土的青铜器,就可一瞥2000年前古滇青铜冶炼制作工艺的水平。

  根据考证,滇池流域的青铜时代大约自春秋起至汉初,然而,这个灿烂的古滇文明匆匆行走了500年后,在西汉后期就悄然地消失了。它精美的青铜器没有后续,它的纹饰习俗也没有保留。

  古滇文化的神秘消失,使昆明文化变得“无根”了。今天,昆明建城史,一般不以庄跷建的苴兰城为初始,而均以公元765年(唐永泰元年)拓东城为开端。

  自楚人庄跷开滇以来,滇池流域及周边区域上演过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昆明大观楼长联)。不同的文化在昆明“杂交”,因而昆明从来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昆明的城市文化中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昆明城市精神表述为“春融万物,和谐发展”,不仅是因为它四季如春的气候,更寓意着这座城市具有“海纳百川、包容天下”的城市文化。

  这样一个独具包容性的城市文化特质,使昆明上世纪初曾经走“另类”路线,对外“自开商埠”;使昆明抗战时期曾汇聚了中国文化精英,创造了西南联大的奇迹;使昆明成为二战中亚洲战区唯一的物资转运地,成就“飞虎队”的赫赫战功。今天,开放的包容的城市文化,更是昆明对外交流和招商引资的推进器。昆明成为中国对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城市;成为国内外客商和游客投资兴业、旅游度假和长期居住的目标城市;成为浙商评选的最佳投资城市、苏商投资的首选城市。今天,开放的包容的昆明生机勃勃,活力四射。

  城市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曾经历无数次变迁,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文化都有不同的表达,尤其是在信息传输以秒计数,世界的变化转瞬即逝的今天,经济实力的变化不断改写着一些城市的形象。印度的孟买、巴西的圣保罗、阿联酋的迪拜20多年前在世界城市史上要么名不见经传,要么以贫穷出名。但今天,孟买和圣保罗成为全球当红的“金砖”明星城市;而50年前还未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迪拜,已成为阿联酋的“新纽约”,每年流进全球超过7000亿美元的热钱。

  世界在变,城市也在变,作为城市载体的城市文化,随着社会的变迁不断变化着。不可忽视的是,公民素质的提升,市民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着城市文化的品质。

  中国人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城市文化影响和决定了一座城市公民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北京人大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皇城根下,见多识广;上海人精明,是由于近代上海滩西方文化和民族资本对他们的熏陶;而昆明人是矛盾的,既温和又急躁,既时尚又保守,既憨厚又精明。这个不对称的性格不仅是由昆明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造成的,而且也是昆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特定社会文化对人的影响。

  昆明地处边疆,交通不便信息闭塞。18世纪中叶,滇池流域还是一个典型的农耕社会。曾被毛泽东主席称为“从古未有,别创一格”的昆明大观楼长联上,清代乾隆年间的昆明名士孙髯翁描述了当时的昆明:“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芒芒空阔无边”,此时,资本主义萌芽已在沿海城市出现,而滇池畔的昆明城还是“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浓郁的农耕文化笼罩着昆明。20世纪的昆明一跃而成为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1907年,昆明建成了中国第一座水电站,开通了中国第一条国际铁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昆明经历过一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中国第一根电缆、第一架望远镜、第一辆汽车都是在昆明生产的。

  然而,工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长期并存,使昆明城市文化充满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注定了昆明城市文化的矛盾:一方面对海派文化的接受能力超强,紧跟消费潮流的速度超过内地城市;另一方面慵懒保守开拓创新能力不足,城市生活以慢为节奏,办事效率总是“慢三拍”。不过,在一次次重大社会变革的冲击下,昆明城市文化也在创新。

  经历了改革开放30年和市场经济近20年的洗礼,昆明经济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嬗变,尤其是省委制定的现代新昆明战略,更将昆明推向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工业化加速、城市化提升、市场化转型、国际化拓展,改变了昆明市传统的经济结构,目前昆明工业化率达到35%,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城市化率达到61%,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市场化程度达到了66%,超过市场经济60%的临界水平。都市经济主导着昆明城市发展的方向。最近召开的市委工作会提出,将工业化加速、信息化拓展、城市化提升,作为昆明市实现科学发展新跨越的主要目标和任务。

  当前,昆明正经历着一次体制转轨、机制转换、社会转型,公民转性的大变革,“公民转性”成为当前昆明城市文化变革的焦点:如何使几千年积累的与农耕社会相适应的、传统的道德人、伦理人、感情人,转变为与开放型社会相对应的开明人,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聪明人、精明人,与工业化社会相对应的经济人,与现代化社会相对应的社会人,与未来社会相对应的文明人?最近两年,昆明城市文化出现了一次巨变,巨变首先来自上层建筑。近两年昆明全市党政机关作风凸现了两个鲜明特色:

  一是观念、理念、信念发生转变,积淀在城市文化中“温吞水”首先在机关升温了。从“慢三拍”到“一路小跑”,成了机关干部的写照。无论到哪个机关,都能感到办事效率高而节奏快,政府效能大大提升。有媒体评价:快节奏正在改写昆明的慢生活,昆明从缓慢发展变为跨越发展。

  二是思想、思维、思路不断拓宽,整座城市的创新能力大大增强。由昆明引发的一系列政务创新冲击波,对全省乃至全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重要影响。近两年来,昆明市制度创新共达3000多项,创下了当下中国城市之最。

  改革优化了昆明经济社会软环境,改变了人的精神状态;创新提升了昆明城市文化,助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短短两三年中,昆明在全国的城市影响力大大提升,殊荣纷至沓来。从2008年到今天短短两三年中,昆明先后荣膺中国制造业最佳投资城市、中国十大活力城市、中国最具软实力城市、中国十大最有吸引力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中国最具创新力城市、中国最具投资潜力城市等等30多项称号。

  与此同时,代表时代主流的城市文化,反过来又推进昆明城市经济突飞猛进。去年昆明全市GDP实现1800亿元,增长12%;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完成201亿元,增长1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6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080元,分别实际增长13%和9.7%。今年上半年,昆明市GDP增速15.4%,地方财政收入增长23.7%,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6%,外资引进增长66.5%。

  【加快文化建设,驱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对于现代城市管理者来说,文化也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可以牵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我们应当从充分认识文化的软实力,看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加快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诗人说: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但对于现代城市管理者来说,文化也是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可以牵引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我们应当从充分认识文化的软实力,看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通过加快城市文化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质。

  近年来,“文化软实力”越来越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互联网在全世界的普及,文化“软实力”对城市的驱动愈发显现。上海世博会把主题定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体现了当下城市于人的关系越来越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充分用好这样一次会展机遇,极大地提升了上海在全球的品牌影响力。而北京奥运会、南非世界杯的成功,也说明借助一次重大会展,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并推动城市发展进步,是当代城市所选择的重要路径。

  回顾一下11年前在昆明举办的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也是一个成功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案例。

  有媒体形容99世界园艺博览会是昆明城市的“成人礼”。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可以这么说。为迎接这次博览会,昆明市展开了为期3年的造城运动,基础设施建设整整提前了10年,不仅新建和扩建一批城区道路、立交桥,新建了年吞吐量逾千万吨的航站楼;建成一批四星级以上的宾馆,组织实施了40个大工程建设,更重要的,这次国际会展引导和培养了市民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和精神力量,昆明人对外来客人特有的纯朴和诚恳更加凸显,“讲文明、树新风、迎世博”成为全体市民的“共同语言”,城市文明得到大大提升。184天的会期里,昆明世博园共接待中外游客940多万人次,5位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250多位中外总级官员、115个外国使节团和国际组织代表团、2500多位中外记者云集昆明……

  一次会展改变了一座城市,一点也不夸张。99世博会使东道主昆明一举“多赢”:借助世博会在世界的影响,昆明从一座默默无闻的边陲城市一夜成名,今天提起昆明,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昆明的城市影响力空前提升;借助99世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题,昆明对文明、环保、和谐生活的追求,深入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血脉和骨髓中,城市文化品质得到空前提升;借助99世博会投资机遇,昆明大步推进城市建设,其交通、通讯、旅游等现代城市体系的“硬件”设施得到空前提升;借助99昆明世博会的东风,2000年1月1日,昆明在央视一套黄金时段,首开中国城市形象广告的先河,昆明城市形象空前提升;借助99世博会留下完整的场馆——昆明世博园,昆明旅游经济上了新台阶,国内外游客和旅游收入空前增长;借助世博经济拉动,昆明在全国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空前提升,2002年全国省会城市综合实力排序,昆明排名第16位,2004年,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中,昆明排名第28位。

  当下,中国城市管理和发展的理念,越来越体现人本主义精神,因而,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经济实力,促进城市发展,最终都落脚到城市的主体,是为了让我们的人民“为了生存来到城市,为了生活得更好而居留于城市”。

  这是时代的进步。

  2009年召开的中共昆明市委九届五次会议,首次把着力打造与世界名城相媲美的“品质春城”作为城市发展的目标,明确提出要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实力之城”;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打造“魅力之城”;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打造“生态之城”;提升制度品质,打造“活力之城”;提升生活品质,打造“宜居之城”。“品质春城”,代表着昆明城市文化的方向,是提升昆明城市竞争力强有力的品牌形象。全市人民正团结一心,朝着这个目标共同奋进。

(责任编辑: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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